最近在德國超市購物，店員送上本屆歐國盃球員的貼紙包，像候鳥般提示我們這個大賽的再來，也令我想起萊迪的歷史。
如果大家都待在家裡，可以讓病毒無處可去，就不會有這麼多人生病。焦慮讓孩子睡不好，睡不好又讓人更焦慮，形成一個惡性循環。
這幾天台灣疫情升溫，許多學校、補習班、活動都停課，提升至第三級警戒。過多的藍光，也會阻礙褪黑激素生成，造成睡眠問題。更進階的，我們可以和孩子解釋，待在家裡是為了減少病毒傳播，保護免疫力較弱的爺爺奶奶、有慢性病的家人。不可否認，看太多台灣的新聞或評論節目，無論對大人小孩來說，都蠻讓人恐慌的。另外，我想特別提醒「避免無限放送新聞頻道」。
不要在入睡前使用3C 雖然很難避免在家不接觸3C，但是盡量不要在「午睡」或「夜晚」入睡前使用。曬太陽 白天找機會帶孩子去人少的地方曬太陽，比方說大樓樓頂、社區花園（但不要群聚），最好的時間是早上或午睡起床1－2小時。相比之下，法國和荷蘭作為沒有迫切人口問題的社會，在國家級人口研究單位所投入的資源與產出的量能更是可觀。
雖然平抑房價對實現社會公平正義無庸置疑，但究竟房價與生育的關係為何，需要更細緻的實證分析來釐清。這樣的機構在同樣面臨嚴峻少子化問題的日本和韓國都存在，分別是日本國立社會保障與人口問題研究所（IPSS）與韓國健康與社會研究院（KIHASA）。歐洲的經驗告訴我們，最有效可支持生育水準的措施是物美價廉的公托系統，而生育補助成效有限。整體而言，政府對人口學門之投資與研究產能，可說與台灣面對的人口危機規模不成比例。
而完成生育的女性世代，究竟多少人婚後未育，以及曾經生育者其完整的胎次分布，普查資料也能提供詳實資料。諸此種種反應的，除了資料規劃與管理的思維邏輯有待改進，更可能與實證研究的量能不足，導致沒有足夠多的研究者有類似分析需求與困境，從而能使行政單位改善其資料收集與釋出的決策。
而沒有中央級人口研究單位的國家，多半也有幾所大學具有以人口研究見長的科系，例如瑞典、西班牙、比利時、義大利、澳洲和美國。另外，像是人云亦云的「高房價帶來低生育率」也全然缺乏實證基礎：在總體層次如此（否則房價令人咋舌的台北市，總生育率應該全台灣最低，但不然。舉例來說，要掌握不同世代婦女之生育水準，除了可從歷年釋出之出生數與女性育齡人口或是大型政府調查資料來估算，普查資料實為最關鍵的數據來源，特別是當普查具備「曾經生育數」此一問項時。Photo Credit: iStock 缺乏實證研究基礎的政策與口號 或許正由於缺乏資源集中的專門單位來進行系統性的人口現象分析，台灣雖面臨重要的人口老化問題，但在理解成因、共識形成與政策研擬等方面，經常流於巷議街談，而缺乏堅實嚴謹的實證分析，進而在中央與地方推出相關政策（如鼓勵生育措施）時，多半缺乏實證基礎。
而台北市房價驚人之大安區鮮為市內總生育率最低的行政區，甚至近年經常名列前茅）。可惜的是，此問項曾在1990與2000年普查被移除，後雖於2010年重回普查問卷，但彼時普查已成了抽樣調查，雖仍可計算世代生育水準，但由於加權問題，多少折損了統計可靠度，著實令人遺憾。Photo Credit: Shutterstock / 達志影像 人口資料的規劃與管理問題 再者，就資料規劃與管理來說，針對人口現象所進行的實證研究，資料來源可以是大型具全國代表性樣本之社會調查，但經常也使用人口普查、人口生命統計（vital statistics）與結離婚、出生和死亡登記檔等等資料。但過去數十年迅速人口轉型過程中，公共論述中有兩點值得關注的現象需要深思，分別與基礎實證研究和資料規劃與管理有關。
此外，2010年之抽樣偽普查在資料釋出時，更是以保護個資為由拒絕提供出生年，且僅提供5歲組的年齡資料。這些中央級與大學內的人口學研究單位，一般會針對國內外與人口現象相關之出生、死亡、遷移、家庭、與人口推計等重要課題，進行深入與廣泛的研究，除了就國內現象提出報告與建言，也是新一代人口學博士生學習與成長之搖籃，其研究人員每年在國際人口學會議之研究發表也非常活躍。
歐陸同樣有人口萎縮問題之德國、匈牙利與奧地利，也都有規模與研究質、量均優的國家級人口研究機構。台灣在生命統計與登記資料都擁有與北歐國家可比擬之資料水準，唯獨很可惜的是2010年起（包含去年2020完成）的人口普查資料，已從內政部轉由主計處負責，並從實質的普查改為抽樣並加權之「偽普查」，其加權後的資料在諸多面向的人口分佈上有相當問題，實為災難性之規劃。
但台灣各縣市跟風推出後者，卻對前者的投資相對稀少。如此一來，在分析人口現象時，將出現研究者無法分辨32與34歲者的分析窘境，只因為他們同屬30－34歲此一類別。文：鄭雁馨（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低生育率這個議題在台灣每年總會被熱烈討論幾次，尤其當內政部發布相關出生統計，或有國外機構發布全球排名而台灣敬陪末座時。這些機構的規模約莫是聘用數十位博士級人口研究學者，分領域進行研究活動，且皆為獨立運作之研究單位。由於人口數量與結構關乎一國的發展與運作，因此人口變遷應屬國家政策大事。而同樣在2010普查年是30歲者可能出生於1979與1980年，但因為無法分辨且5歲年齡組距過大，也將干擾研究結果。
在個體層次更是缺乏「有房能讓人想生更多小孩」的證據。此外，學界中的廣義人口學者數量已不多，狹義具科班訓練背景之人口專家更是鳳毛麟角，且散布在統計、經濟、公衛與社會學門之中
甚至若能更進一步與勞動、財稅資料相串聯，相信也能對了解青年人口的勞動、經濟與居住狀況如何影響婚育意願有相當助益。相比之下，法國和荷蘭作為沒有迫切人口問題的社會，在國家級人口研究單位所投入的資源與產出的量能更是可觀。
可惜的是，此問項曾在1990與2000年普查被移除，後雖於2010年重回普查問卷，但彼時普查已成了抽樣調查，雖仍可計算世代生育水準，但由於加權問題，多少折損了統計可靠度，著實令人遺憾。這些機構的規模約莫是聘用數十位博士級人口研究學者，分領域進行研究活動，且皆為獨立運作之研究單位。
如此一來，在分析人口現象時，將出現研究者無法分辨32與34歲者的分析窘境，只因為他們同屬30－34歲此一類別。而完成生育的女性世代，究竟多少人婚後未育，以及曾經生育者其完整的胎次分布，普查資料也能提供詳實資料。此外，2010年之抽樣偽普查在資料釋出時，更是以保護個資為由拒絕提供出生年，且僅提供5歲組的年齡資料。由於人口數量與結構關乎一國的發展與運作，因此人口變遷應屬國家政策大事。
相關單位應正視在台灣已有逾百年歷史之人口普查的不可取代性，並慎重考慮重新施作全國一人一卷之真普查，方能對了解與掌握台灣人口現狀有所裨益。歐洲的經驗告訴我們，最有效可支持生育水準的措施是物美價廉的公托系統，而生育補助成效有限。
舉例來說，要掌握不同世代婦女之生育水準，除了可從歷年釋出之出生數與女性育齡人口或是大型政府調查資料來估算，普查資料實為最關鍵的數據來源，特別是當普查具備「曾經生育數」此一問項時。但過去數十年迅速人口轉型過程中，公共論述中有兩點值得關注的現象需要深思，分別與基礎實證研究和資料規劃與管理有關。
歐陸同樣有人口萎縮問題之德國、匈牙利與奧地利，也都有規模與研究質、量均優的國家級人口研究機構。而沒有中央級人口研究單位的國家，多半也有幾所大學具有以人口研究見長的科系，例如瑞典、西班牙、比利時、義大利、澳洲和美國。
而同樣在2010普查年是30歲者可能出生於1979與1980年，但因為無法分辨且5歲年齡組距過大，也將干擾研究結果。而台北市房價驚人之大安區鮮為市內總生育率最低的行政區，甚至近年經常名列前茅）。Photo Credit: Shutterstock / 達志影像 人口資料的規劃與管理問題 再者，就資料規劃與管理來說，針對人口現象所進行的實證研究，資料來源可以是大型具全國代表性樣本之社會調查，但經常也使用人口普查、人口生命統計（vital statistics）與結離婚、出生和死亡登記檔等等資料。這樣的機構在同樣面臨嚴峻少子化問題的日本和韓國都存在，分別是日本國立社會保障與人口問題研究所（IPSS）與韓國健康與社會研究院（KIHASA）。
整體而言，政府對人口學門之投資與研究產能，可說與台灣面對的人口危機規模不成比例。這些中央級與大學內的人口學研究單位，一般會針對國內外與人口現象相關之出生、死亡、遷移、家庭、與人口推計等重要課題，進行深入與廣泛的研究，除了就國內現象提出報告與建言，也是新一代人口學博士生學習與成長之搖籃，其研究人員每年在國際人口學會議之研究發表也非常活躍。
另外，像是人云亦云的「高房價帶來低生育率」也全然缺乏實證基礎：在總體層次如此（否則房價令人咋舌的台北市，總生育率應該全台灣最低，但不然。此外，學界中的廣義人口學者數量已不多，狹義具科班訓練背景之人口專家更是鳳毛麟角，且散布在統計、經濟、公衛與社會學門之中。
文：鄭雁馨（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低生育率這個議題在台灣每年總會被熱烈討論幾次，尤其當內政部發布相關出生統計，或有國外機構發布全球排名而台灣敬陪末座時。但台灣各縣市跟風推出後者，卻對前者的投資相對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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